其实我本想把这篇随笔放在科研学习类的，毕竟它是由张明悟教授在中国历史与文化课程所启发（此后简称为 中历文）。 但在撰写前又似乎想到，自己貌似没有将这篇随笔规范化的能力，大都是一种课后的感受，以情绪为主，硬核的内容仅限于听取，因此斟酌再三最后放到“Emotion”里面。 坦白说我对这个课程的初始态度，本是停留在国科大一般人文课的范畴的，况且此前风评颇好的古希腊哲学课程也并未真正吊起我的胃口，甚至调侃为“骨折”（古哲的谐音）。 所以我对中历文的期望并不太高，包括教授展示PPT，传统而朴素的画风让我刻板印象地认为这又是乏味的念书课。

既然写了这篇随笔，如你所见，那说明中历文是远超预期，甚至值得记录在[E]系列中，撼动内心的程度可想而知。 不过得注明，随笔的开稿日期距离真正撰写的日期已经慢慢七天，其间又过去一节课程（一周一次），因此这篇随笔包括原计划两倍的内容，可能有些部分就没那么“上古”。 那这七天笔者做什么去了？可能会在[O]和[P]系列作更多补充，兴许本系列也会有跟进更新。

总说就是历史观被冲击了，而且是干净利落的一记重拳，真正地把我从经典史观里击飞出来。

研究历史首要原则是围绕和尊重史实，张教授也如是说，而当今某些做历史的人，一同理工界中的草台班子，却是成果至上的忠诚者，所谓的结论是事先杜撰好然后尽力打圆场，还是项目限期情急之下的捏造品，都不得而知。 当代的历史研究者，能坚实围绕史实的已然难辨难分，尚且不说还具有何种目的的服务性质。 最感慨的是断代工程再往上的内容，夏代与商代王号的谐音关联、夏商氏族的迁移路线——无论断代工程完成后的“史实”结果如何，都已经无权更改断代的结论了。

总之刷新我认知的是基因组学的结果：殷商自东北来入主中原，而途径“夏都”二里头，此间诞生甲骨文，再结合此前的基因组学内容，新假说便自然产生：现在认定的夏可能是“先商”。而真正的“夏“来自于陕中。 这般超越司马迁体系的结论若是公开，定然是石破天惊，但笔者已经陈述，断代工程的结论不允许被更改。 而中原本无宗国，但在西部关中平原却有一处艺术高度繁荣的城市遗迹：皇城台，其发达程度甚至比拟殷商，可惜没有遗留文字，但这并不妨碍它用六千年前的精美雕刻艺术震撼到我。 当代对“文明国家”的认定是必须要有文字的，如果说不遵从这种定义，笔者已然认为这是更加古老的朝代（这并非网络上所谓的“虞朝”）。

所以对于上古史前的部分，私以为断代工程的结论亟待优化甚至是错误的，但还是如此前所说：它已经不被允许修改。 其实在理工界也一样，权威立下的规矩往往是规范化的工具，也往往是束缚发展的。 不过这也是人性，更改不了的，如果没有权威站场，那学界可能就像抖音平台那样民科充满误导地对轰，真相更不可见—— 这与历史自身也极其相似，就像中央集权与分立自治的矛盾一样，根据历史总结还是必须承认前者的效率要高上不少。

上古的遗尘让我觉得更像是科技点数全点工艺的文明，尤其是石峁文化那令人惊奇的城墙脚：最基层的石砖精美而规则，刻有奇兽状的对称图案，上层的石砖随意而杂乱，很像是一座华美的建筑被摧毁后又胡乱重建的结果。 所以华美石砖的归属者到底在上古是何种繁盛的存在？而此后的文明，尤其是周代以后，东方文明的点数倒像是全点在治国术和社会学上了。 此外还有敖汉旗的兴隆洼遗址，八千年前的六万平方米的城市遗址，属实是惊人的存在，很难说如果不是过于久远而被自然侵蚀了太多，完整形态的上古文明兴许并不比正史朝代的规模差上几分。

我们引以为傲的诸多传统文化与符号，譬如天文历法、民族图腾、青铜礼器，在张教授的讲解下竟都破除了“完全原创”的官方定论，当然他不是空口无凭。 汉民族贵族长期信奉的龙，在西汉时的雏形与现今的认知大相径庭，更像是“具有龙头的马匹”，然而此等造型竟早在两河流域的文物中发现，难道说在张骞“开辟”西域之前，上古就已经有“丝绸之路”？ 更加诡异的是，战国遗址中竟发掘出了埃及出产的玻璃珠，古代的贸易与当今的认知可能截然不同，兴许从前的文明早已具备完整的大陆贸易网络，只是时间冲淡了痕迹而大多不为人所知。 我们也骄傲自己的青铜技术，殷商的司母戊鼎彰显着东方文明的生产力，殊不知六千年前两河流域的陪葬中竟然发现了精美的青铜羊头，做工甚至超过西周的樽—— 六千年前？东方大地还是原始氏族部落状态的蛮荒之地，然而中东却已然是繁盛的早期王国。 然而绝大多数上古文明都在四千年前的气候剧变中消陨了，为数不多的残部最终演化为现今国家的雏形，若不是天灾，人类文明恐怕早已踏上太阳系外的征程。

经此一言，似乎是在“贬低”东方文明，然而人类社会永远是戏剧的：尽管东方的起步比西方晚了大约两千年，可能是四千年前气候剧变的洗牌，最后起跑线似乎一致了—— 东西方均在公元前3世纪进入“轴心时代”，不约而同地开始思考哲学。轴心时代所思考的内容和产物，最终成为此后人类社会围绕的核心，无论发展的程度和速度。 这种巧合和导向都让我感叹，倘若毫无根据地去联想《群星》的内容，很难不认为前光速文明又被“侵入性干涉”了，全球不约而同地叠上了“星际文化冲击”的buff，由此终于仰望星空思考人生。

轴心时代结束后的影响模式是一致的，但结果截然不同，张教授说，这取决于文明的“童年”。 中东在战乱中消散，沿海的欧洲文明经商发达而催生民主模式，恒河流域安于生产趋于求稳，而春秋战国的合纵连横是东方文明的真正童年，政治家和哲学家在极短的两个世纪把这个文明推向了一流的治国层面，这种制度优势甚至维持到现在：中央集权。 可能这里读者会想，屈辱的近代史不是落后了吗，谈何优势？但也是笔者想注明的，近代落后的是“封建”而非“集权”，当新民主主义替代了封建，随后进入社会主义的集中制，新中国的崛起达到任何文明前所未有的高速。 所以必须感叹战国的法家，百家争鸣最终法家胜出不无道理，儒家的教化和墨家的兼爱，一同其他诸子都无法完整地维系所有阶层和群体，而法家迅速地让秦国社会超越了同时代的全世界，并通过集权紧密维系秩序。

由此，才发生之后东方领先世界的奇迹：我们的青铜器晚于中东两千年出现，但我们的铁器和锻钢又反过来领先别人两千年。

对于同一事物的辩证看待又在此后体现出来，老话如是陈述每样事物，“双刃剑”。 快速发展的东方文明始终没有走出它童年的“阴影”，王朝振兴、衰落然后被推翻，如此进行了11次大轮回，除了社会学（治国术）愈发精进，物理学和工程学几乎停滞不前。 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这个轮回，世界逐渐连在一起，人类文明走向密切维系的整体，文明童年的“诅咒”才终于黯淡些许。 不过即使是发达的现代社会，来自两千多年前的影响依然存在，我们时常诟病的“人情”体系，正是当年春秋战国的遗存。

20世纪是世界大融合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打破了很多规律，文明的格局两次洗牌，然而这种剧变中催生了第二次“轴心时代”的思考，文哲和科学爆炸式飞跃，然而这却进而引发了我新的担忧—— 倘若把人类文明看做整体，20世纪似乎是世界的“童年”，而这个“童年”是速成而激进的，这是否意味着将会像古代东方一样，世界将会面临新的大轮回，直至太阳系外不速来客的打破，或者下一次大冰期的来临？

当然，我不希望如此。